全國政協委員、新華聯集團董事長傅俊2016年提出的建議之一，就是關注供方改革。他認為供給方不能停留在意識上，建議國家盡快拿出“干貨”；同時，作為一家私營企業的負責人，他表示，目前“五險一金”的繳費標準過高，不符合中國的發展現實，企業和員工都應接不暇。傅俊接受了《中國時報》記者的專訪。
記者:作為民營企業的掌舵人，你如何理解中央提出的供方改革？
傅俊: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，以改革促進結構調整，減少低效低端供給，擴大有效高端供給，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的適應性和靈活性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。其重點是降低產能、庫存、杠桿、成本和短板。供給側改革會導致經濟蛋糕的再分配:減稅會導致凈產品稅比例下降，加速折舊和去產能會導致固定資產折舊比例短期增加和長期下降，成本降低和去產能會導致企業經營盈余比例增加。
記者:對于民營企業，你認為供給側改革應該從哪里開始？
傅俊:今年我提交了“建議國家更加重視“供方改革”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”的提案。李克強總理曾指出，只有企業生存，未來經濟發展才會有源源不斷的活水。民營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生力軍，需要國家的大力支持才能快速做大做強做好。鑒于此，建議國家更加重視供給側改革:一是全面減輕企業稅負。相關數據顯示，2014年我國宏觀稅負在37%左右，已經進入高收入國家階段。企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，承擔著很高的稅收負擔。以新華聯集團為例。2015年，我們繳納的國稅總額超過40億元，而企業的剩余利潤只有20多億元。
在高稅負的沉重壓力下，企業難以快速擴張，難以抓住機遇，無法大幅提高員工福利。不用說，高稅率是經濟增長的“抑制劑”。只有降低稅率，才能增加生產要素供給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，有效刺激經濟增長。
記者:你認為應該減免哪些稅收？
傅俊:全面降低企業有效稅率:一是降低增值稅。目前我國增值稅稅率高達17%，可考慮下調5%，調整為12%；二是降低所得稅。就大企業而言，25%的所得稅稅率相對合理。但是對于中小企業來說，這個稅率顯然很高。國家可以根據企業規模的差異區別對待，對仍處于成長期的中小企業給予20%的低稅率優惠；三是改革財稅體制，簡化稅制。國家要加快營改增等稅收改革的步伐，通過給予企業更多的減稅和減負，充分發揮稅收政策作為需求側政策和供給側改革連接點的作用。
記者:要不要大幅減少不合理的開支，包括哪些開支？
傅俊:我的第二個建議是大幅減少不合理支出。與發達國家相比，中國企業承擔了更高的綜合社會成本。首先，“五險一金”標準太高，脫離中國發展實際，讓企業和員工不堪重負；另外還有城市維護建設費、教育附加費、防洪基金、職工教育基金、殘疾人保障基金，都是加到企業的。每天的水、電、氣、油等價格都高于發達國家。
高綜合社會成本使中國企業難以參與國際競爭。因此，根據我國國情和企業實際情況，國家應取消一切不合理的亂收費，降低貸款利率，降低“五險一金”標準，減少企業相關附加費用，有效提高企業盈利能力和核心競爭力。
記者:除了減輕企業負擔，供方改革還應該在哪些方面發力？
傅俊:我的另外三個建議是，讓市場真正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，積極推動并購，鼓勵中國企業加快創新。這些都是供給側改革的有效措施。
雖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頂層設計，許多改革項目指導和方案設計也得到中央深化改革小組的指導，但這些頂層設計與一些具體實施方案之間的聯系仍然存在問題。因此，建議國家在供給側改革中進一步簡化行政管理，下放權力，引入和完善實施規則，更多地利用市場化機制，打破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制度障礙，充分激發企業家精神和企業活力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，有效提高整體經濟運行效率。
目前，一些經濟部門陷入衰退，甚至許多企業需要“退出”。這是調整產能過剩的陣痛，必須堅決消滅那些每年虧損嚴重，依靠信貸資金和財政補貼生存的“僵尸企業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