旅美歸巢一月有余。日前，才將書柜一角的幾部舊籍翻了出來，讓它們見見光，透透氣。取過“樸社重刊”的明張岱著作《陶庵夢憶》，馬上想到了這本書對嘉興人來說，莫過于其卷六中《煙雨樓》的開篇白：“嘉興人開口煙雨樓，天下笑之，然煙雨樓故自佳。”“天下笑之”，有何不好？世人矚目，轉而天下“曉”之。古往今來，但凡有識之墨客，往往一筆落下，就成傳世經典。今日之煙雨樓，之南湖，不光嘉興人“開口”道之，更有樓畔一絲網船，全國仰之。
明代張岱，當然沒有如此先見之明，但卻以小小篇章，短短一語，為南湖徒增歷史之華彩。然而，此書裝幀的一大特色，乃書中“奇葩”，卻沒能傳承。
“樸社重刊”的《陶庵夢憶》，系毛邊本。民國十六年（1927）四月初版。周作人（重刊）序。“紅學”家俞平伯校點并（重刊）跋。印數二千。本書編號“16”。“實價大洋五角”。說到它的裝幀特色，即在版權頁上，貼著的那張兩厘米許見方，加蓋篆書白文“明我長相憶”的白色小紙片。書頁上貼紙片，而今難得一見。
我猛然想起十多年前，本土報紙上陳家驥老師曾撰發的相關專文。依稀記得，此為舊時書商或書人的版權標識。舊時，我國的版權意識比較淡泊，相關規定尚未完善。書籍盜版之事，時有發生。更有書商視名家好書暢銷，也不惜違約，私下多印書的數量，以減少版稅、稿酬。為此，一些著名作家，一些老牌書商，就采用成書后的貼標手法。陳老師打了個比方，說，當年魯迅的書，比較好銷，他的某部書約定出版兩千冊。于是，他就交書商兩千枚標識。這樣一來，書商只能按標識的數量印書。同樣，書商重刊舊籍，他們也按照印書數量，每冊貼上自己選定的標識。版權頁面的標識所貼位置，印有定點空白方框。可見這是專門的設計，是當時書籍版式的一種約定。
標識，看似簡單，只是白色宣紙上加蓋一個印章，卻是文人尊嚴的體現。或許有人會說，私下仿刻一印，輕而易舉，此防盜手法并不嚴緊。但是，書，畢竟是高雅之品，書商也是文化之人，為謀私利，去做小人之事，總是少數。一枚標識，不僅防盜版，也增加了書籍本身的收藏趣味。所以，版權標識，在民國時期，風靡書界。
我不識篆字，不懂篆刻。《陶庵夢憶》標識上加蓋的印跡，是請教了治印高手和古文行家后才明白的。“明我長相憶”，系選自杜甫《夢李白詩二首》，它的前句是“故人入我夢”。我想，書商的用意顯而易見，就是為對應書名中“夢憶”一詞，而選定此詩句的。此情此意，與書名可謂相得益彰。
2006年，周君咬臍郎編撰的自印本，上下兩冊的三十套《精嚴寺志》，要我幫助裝訂。我采用的是仿古籍的線裝本做法。工作量很大，每一張A4紙要正確對折，壓平。一冊一冊的書坯，借用鉆床定位鉆孔。配以藍色仿古紙質封面封底，貼上電腦制作的古式題簽，最后用白線裝訂。除了A4紙色質過于潔白，有點美中不足外，手工線裝的仿古自印本，還是有幾分“古籍”相的。為了讓這三十套書，更有“收藏”特色，我想到了“版權標識”。于是，我專門要周君去刻了一枚大小相當的圖章。用一小方白紙鈐上我倆的印章，編上號，貼到《精嚴寺志》的“版權頁”上。這套與眾不同的自印線裝書，不僅史料翔實，而且“裝幀”別具一格，個個道好。后來，求書者讓周君難以應付，只好要我添加裝訂十余套。“版權標識”，我照貼不誤。
《陶庵夢憶》中的版權符號標識，是我見到的舊書上的唯一。《精嚴寺志》“裝幀”加貼“版權標識”，可能是新時代的書籍，無論出版社的，還是自印的，也是唯一。